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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惊蛰,雷鸣春回，万物新生。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有动感的节气。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万物，也唤醒了人们对春天的无限向往。在阳光明媚、生机勃勃的氛围中，人们不仅能感受到这个古老节气背后农耕文明对自然的敬畏，也能体会到现代社会对“振奋”精神的传承，希冀以一种积极向上的面貌迎接美好的春天。 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一般出现在每年的3月5日或6日。从这一节气开始，气温明显回升，春雷乍动、万物复苏，大地呈现出一片新意盎然的景象。 根据一些现代学者的考证，先秦时期就有惊蛰这个节气。只不过当时不叫惊蛰，而是叫启蛰。我国最早的农事历书《夏小正》中有这样的记载：“正月启蛰，言始发蛰也。”古人把昆虫等动物入冬藏于伏土之中不饮不食的冬眠现象称为蛰。启蛰就是动物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在天气暖和一些时又开始重新活动了。 那么，启蛰是怎么变成惊蛰的呢？据文献记载，西汉时期，汉文帝刘恒驾崩后，太子刘启继位。为避刘启的名讳，人们就把启蛰中的“启”改成了意思相近的“惊”。因为古人认为是天上的春雷惊醒了蛰居的动物，让它们开始活动。 说起避名讳，这是古代封建制度的产物，出于礼教等原因要回避皇帝等重要人物的名字。比如三国时期名将赵子龙的老家常山郡在西汉之前叫恒山郡，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名讳，西汉时更名为常山郡。再比如唐代时，为了避李世民的名讳，把民部改为户部。 “惊蛰”这个名字，让人有一种“蓦然而惊”的振奋感，要比“启蛰”更能生动地体现“万物复苏”的状态。抑或是人们用习惯了，所以到后世不需要避“刘启”名讳的时候也没有换回来。 在惊蛰沿用的过程中还有个小插曲。唐代时，“启蛰”的名称曾经一度被重新使用。比如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非国语·不藉》中写道：“启蛰也得其耕，时雨也得其种。”但可能还是因为不习惯的原因，后来的历书中再次使用了“惊蛰”一词，并沿用至今。说起来中国古代很多节气、节日的名字都有被换来换去的经历，但最终流传下来的那一个，往往是历代民众自然而然的选择。 元代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曾对二十四节气和相应物候做了系统总结。它这样解释惊蛰节气：“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再一次明确了“惊蛰”是动物受“雷震”而“惊出”的意思。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还以五天为一候，将惊蛰分为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黄鹂）鸣；三候鹰化为鸠。”描述的是惊蛰时节的三个物候特征。“桃花始开”“黄莺鸣叫”很好理解，但“鹰化为鸠”就让人费解了。根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的解释：“鸠，即今之布谷。”按照原文的字面意思，到了惊蛰，鹰就变成了布谷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出现“鹰化为鸠”是由于鸟类的习性不同，春天鹰会躲藏起来繁育后代，人们很少能够见到，而这时布谷鸟会大量出现，也就是鹰走了，布谷鸟来了，在人们眼中就成了“鹰化为鸠”。还有人认为，到了春天，鹰会换羽，换上新的轻便羽毛后，鹰的气势锐减，仿佛变成了灵动的布谷鸟，即“鹰化为鸠”。不管是哪一种解释，“鹰化为鸠”都有一种“旧去新来”的更替之意。 “春雷惊百虫。”古人对春天的第一声雷非�？粗�，认为那是对生命的呼唤，对美好的憧憬。但古人难以解释为什么冬天听不到雷声，而到惊蛰节气才能听到，并能看到小动物们出来活动。于是，他们就认为惊蛰时的春雷是天上“雷神”督促动物出动的“天令”：他一手拿着鼓槌，一手击打身边的天鼓，发出隆隆的雷声。 当然，现代人早就知道了这里面的科学道理：大地回春、天气变暖才是使动物结束冬眠的原因，与雷声没有什么关系。况且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出现春日初雷的日期并不都在惊蛰前后。所以说“春雷惊百虫”是个美丽的误会。但因为觉得颇为生动、传神，人们现在依然认可“惊”蛰这种说法。 当然，第一声春雷在惊蛰前后才能听到也不是巧合。根据现代科学的解释，雷的产生与空气中水汽多少与对流强弱有关。冬天空气比较干燥，带电量少，同时天气冷，空气对流不活跃，所以冬天一般很少听到雷声。惊蛰以后，天气渐暖，冰川解冻，随着空气中水汽的增加，又有较强的对流，因摩擦而带有大量的电，就形成了雷电现象。 说起雷电，夏天的雷电最厉害。这是因为入夏以后，空气湿度明显增大、对流也更快了。相对来说，春雷很温和。因此，春雷被古人神化为“雷公”，《山海经》载其“龙身人头，鼓腹而鸣”。华南地区现在还有惊蛰日祭雷神的习俗。与惊蛰联系在一起，中国历史上还留下不少描绘春雷的画作与赞美春雷的名句。 中国古人有根据不同时令悬挂不同画作的习惯，以体现节气交替、时间变迁。在惊蛰时节，古人悬挂的节气画叫作“起蛰图”，这类画作通常描绘的是春花初绽、万物复苏、风云变幻的惊蛰景象。这些画作不仅展示了古代画家对春季天气变化的敏锐洞察，更体现了他们对物候转换的深刻理解和精湛表现。 据《宣和画谱》记载，宋徽宗收藏过晋代画家顾恺之的一幅《春龙出蛰图》，证明晋代就已经有“起蛰图”了，很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目前，我国现存最早的“起蛰图”是北宋画家燕肃所绘的《春雷起蛰图》。画作生动地描绘了惊蛰时节风雨欲来枝条在风中摇摆，江中波涛滚滚，天空中乌云密布的景象。 燕肃的《春雷起蛰图》对后世的“起蛰图”影响很大。承袭他的理念，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起蛰图”作品。比如明代画家仇英的《春龙起蛰图》、尤求的《风云起蛰图》，清代宫廷画家袁江的《春雷起蛰图》、杨柳谷的《春雷起蛰图》等，都是流传至今的名品佳作。特别是尤求绘制的《风云起蛰图》颇受现代画家推崇。这幅画十分传神，展现了天色昏暗、细雨蒙蒙之时，山峰上一条巨龙隐约现身于云层之中，山中行人抬头仰望的景象，让观图者耳边仿佛听到隐隐雷声传来，可谓是画虽无声，耳畔有声。 春雷也是文人墨客作诗的好题材，种种物候现象都成为他们笔下的佳句。“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这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经典名句。“雷动风行惊蛰户，天开地辟转鸿钧。”一声春日惊雷也让宋代诗人陆游感受到大地的春意萌动，万象更新。通过这些佳句，人们可以感受到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礼赞。 惊蛰，也是农耕开始的时节。先秦时期《春秋》中有“启蛰而郊，郊而后耕”的记载，是说天子要在惊蛰节气这天到郊外祭先农，而后举行耕耤（音jí，意为天子耕种的土地）礼，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并率先垂范、以示劝农。所谓“先农”，就是古代传说中最先教农民耕种的人。 根据现代学者考证，天子祭祀先农和亲耕的传统早在周代之前就有，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只不过不是每年都举行，也不是固定在惊蛰节气举行。立春、春分等节气，史书中都有过皇帝举行耕耤礼的记载。 明清时期，这种“皇帝亲耕”的仪式成为国家重要的祭祀典礼。每年初春，皇帝都要率领文武百官到先农坛祭祀先农神并亲耕。公元1672年，康熙皇帝到先农坛祀神耤田，完成了他的第一次抚犁耕田，此后这就成了他的惯例。清代留下一幅《雍正帝祭先农坛图》，描绘了雍正皇帝祭祀先农神活动的情景。这幅图分上、下两卷。上卷描绘的是雍正皇帝的拜神仪式。几十名侍卫簇拥着身着祭服的雍正皇帝，在官员引导下，沿着甬道走向祭祀先神台，举行一系列仪式。下卷描绘的是身着黄袍的雍正皇帝在“一亩三分地”右手扶持农具，左手执鞭的耕种情景。这里的“一亩三分地”是当时皇帝亲耕的真实面积，后来，人们常说的“一亩三分地”就是从这儿来的。 关于皇帝亲耕，《清仁宗实录》还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公元1815年三月初，嘉庆皇帝到先农坛亲耕，但顺天府所备耕牛不听使唤，只能靠十几个御前侍卫强行驱赶着牛，嘉庆皇帝才勉强完成了三个来回的耕种礼仪。这让嘉庆皇帝很生气，于是下谕旨严斥：这么重要的典礼，顺天府供备的牛居然不听使唤，这怎么行？这次大典的一切例赏都不给了。从这以后，这种现象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伴随着皇帝亲耕，内宫的皇后则是从惊蛰开始“蚕于北郊”。在周代，我国就有设立先蚕坛的记载，目的是为了祭先蚕神。清代时，乾隆皇帝确立了皇后亲蚕之礼，地址在今天北海公园的先蚕坛。根据史料记载，公元1744年农历三月初三，新建成的先蚕坛迎来第一次亲蚕大典，孝贤纯皇后按仪礼圆满完成。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命郎世宁等宫廷画家绘制了一幅《孝贤纯皇后亲蚕图》，并题诗其后。 为了这个大典，早春二月初，也就是惊蛰前后，就由江南挑选出来的养蚕女子开始在蚕舍内育蚕种了。这个大典之后，还要根据当年气候，择日举办躬桑礼，皇后率领妃嫔采桑叶，交给养蚕女子饲养蚕虫。待蚕吐丝作茧后，最后还要择日举行缫（音sāo，意为抽丝）丝礼，由皇后象征性缫丝三次，至此整套亲蚕礼仪结束。 作为一种程序性的象征仪式，皇后一般并不参与具体的劳动过程，惟一例外的是隆裕皇后。她因不受光绪皇帝宠爱，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先蚕坛里，除了参加仪式，还亲自养蚕。 皇帝亲耕、皇后亲蚕展现了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男耕女织”的特点。在民间也很重视惊蛰农耕，有“过了惊蛰节，春耕不停歇”的古谚流传至今。不过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同在惊蛰时节，不同地区的农耕内容区别很大。在华南地区，农民开始抓紧播种早稻，为萌动的茶树施“催芽肥”；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冬小麦即将拔节孕穗，油菜花也将开放，此时农民都在忙着锄草、追肥、预防病虫害；华北地区的冬小麦刚刚返青，及时耙地是减少水分蒸发的重要措施，当地人总结出了“惊蛰不耙地，好比蒸馍走了气”的宝贵经验……不管在哪儿，田间地头处处是忙碌的景象。人们用勤劳的双手播种春天，不仅让田野重新焕发生机，也为秋天的丰收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惊蛰之后，冬眠的虫子苏醒了。家中的虫蚁开始爬出洞穴，四处活动。室外的虫卵开始孵化，虫害也增多了。所以中国古代在惊蛰当日有驱虫的习俗。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在其编著的《千金月令》中写道：“惊蛰日，取石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石灰原本具有消毒杀虫的功效，古时人们在惊蛰这天，撒在门槛外和庭院中，希望虫蚁一年内都不敢上门。人们还会拿着清香、艾草等带有香味的东西，熏家中的墙壁和犄角旮旯，把虫、鼠等驱走，同时也祛除霉味。 山东的一些地区，农民在惊蛰日会在院子里生火炉烙煎饼，意为烟熏火燎熏死害虫。在少数民族地区，广西瑶族在惊蛰日要吃“炒虫”，这里的炒虫指的是炒玉米，取其象征意义。其他地区还有炒黄豆、南瓜子等其他谷物的。把“虫”炒熟后，放在厅堂中，全家人围坐一起大吃，谁吃得越快，嚼得越响，证明谁消灭害虫的功劳就越大。 惊蛰节气，我国部分地区还有吃梨的习俗。民间有句老话是“惊蛰梨，祸远离。”惊蛰时，人们认为春雷唤醒的很多虫子对庄稼、人类是有危害的，人们吃了梨，就代表着这些害虫会远离，不再伤害庄稼、不会带来疾病。事实上，从春天养生的角度，惊蛰时节比较适合吃梨。因为早春天气还是少雨偏干燥，而梨的营养丰富、汁水较多，适当吃梨对身体有益。 在古代，把梨从秋天保存到次年春天可不容易。那古人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中记载了一种窖藏法。具体做法是先在地里挖掘一个窖，用稻草或松茅铺底，然后将梨放入窖内，用湿泥封住窖的四壁和顶部。这样，梨就可以保存到第二年春天仍然新鲜。 很多人都知道早春的“明前茶”青嫩鲜香。殊不知，还有一种“惊蛰茶”更是茗中佳品。 据文献记载，福建建安（今建瓯市）盛产茶叶，尤其其境内凤凰山北苑的新茶最为出名。宋代官府就在此设置了专门采制“建茶”的官焙，作为进献给皇帝的贡茶产地。 宋代赵汝砺在《北苑别录》记载了当时在此地采茶的情景。凤凰山北苑采茶极为讲究，要在天蒙蒙亮时进行，绝不可用见日之芽。每天五更过后，采茶工匠云集在凤凰门，监督采茶的官员按人头发放腰牌，随后众人才可进山采茶。到了辰时，就锣鼓齐鸣，采茶工闻声而归。 新茶贵在“鲜”，“北苑贡茶”制好后，被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地送达京师（开封），故有“头纲玉芽”之称。对此，欧阳修曾写下“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师三月尝新茶”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