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家鲁少飞所作、刊于1936年2月15日上海《六艺》杂志创刊号的《文坛茶话图》，是一幅很有创意的文学家肖像群像图。画家用接近写实的笔法，单线白描，以虚构的茶话会形式，让当时不同流派的文学家——鲁迅、巴金、茅盾、郁达夫、林语堂、冰心、洪深、傅东华、郑振铎、沈从文、施蛰存、邵洵美、老舍、白薇、张天翼、鲁彦成、凌叔华、丁玲、叶灵凤、徐霞村、穆时英等近三十人聚在一起。
如今，在上海文学馆“馆中馆”巴金图书馆二楼，这幅漫画被放大后成为白墙的背景。3月9日下午，巴金图书馆发起的“文坛茶话会”第五期“到凯司令喝茶——新刊郑振铎日记暨《海派》第6辑新书发布”就在这幅漫画前举办，而“主角”正是漫画里的茶话会人物之一郑振铎。当天，郑振铎之孙郑源与《海派》主编、华东师大教授陈子善一同分享郑振铎1939年日记所记内容，回顾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印记。
郑振铎（1898—1958），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收藏家。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年仅60岁。
郑振铎
1937年11月，日军侵占和包围了上海除市中心“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外的地区。大量文化人士撤离上海；而郑振铎与胡愈之、王任叔、胡咏骐等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继续坚守上海。1938年，郑振铎等人秘密成立了抗日文化团体“复社”。复社在艰苦的条件下，翻译出版了《西行漫记》等书，并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鲁迅全集》。他们又创办了“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给爱国青年上课，并为上海周边活动的抗日游击队及新四军培养输送了一批干部。
1939年，郑振铎所任文学院院长和图书馆馆长的暨南大学，搬到了法租界陶尔斐斯路四合里38号。郑振铎每日生活相当规律，7点起床，其后或有朋友拜访，或有书生送书，9点到暨南大学上课，12点聚餐，下午有时午睡，还要去四合里暨南大学图书馆整理图书。暨南大学在四年里搬迁了三次，最后以康鹊马路（今康定路）的一栋楼房作为临时校舍。此处离凯司令只有一公里，因此聚餐常去凯司令。
郑振铎住愚园路，离大光明电影院颇近。郑源统计，1939年一年，郑振铎看了182场电影。鲁迅居沪10年里看了140多部电影，已被视作超级影迷。那么，一年看182场电影的郑振铎无疑更为痴迷电影。
在郑振铎日记里，还常常看见“聚餐会”的记载，比如在航运俱乐部举办的“星一聚餐会”，在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星二聚餐会”等。不过，可别以为这些聚餐只是吃吃饭而已，实际上是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工商界等不同方面人士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郑振铎的活动能力特别强，交际广泛，经常参加各种聚会。赵朴初后来在悼念郑振铎的一首词里说：“廿年往事如潮，风雨夜盘餐见邀。”并作注曰：“抗日战争时期，救亡工作同志十余人组织聚餐会，常集君（指郑振铎）家。”
在特殊环境下，郑振铎在日记中的记载十分简单，甚至相当隐晦。记人名，用不常见的写法或不常用的代号。2月18日，日记载：“到青年会午餐。孔、严、王、金等在座。”这短短一句语焉不详的午餐，实际是进步周刊《鲁迅风》编辑同人的工作聚会。日记中提到的“王”，是地下党文委成员王任叔。“严”是严景耀，当时社会身份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副典狱长。王和严都是复社成员，同为社会科学讲习所的老师。日记中提及姓氏的另外两位是孔另境和金性尧，日记没提到但出席聚会的还有许广平。
4月1日，郑振铎在日记中写下寥寥七字：“赴银行公会午餐”。他此番前往的其实是复社第一届年会。10月7日记：“赴戴宅晚餐。陈最后来，他的情形很坏。‘等是有家归未得’，殊有同感也！然意气犹昔！”这次聚餐的“戴宅”是戴平万家，“陈”是陈望道。陈和戴都是文化界救亡协会的领导成员。此时，陈望道有家不能回，这样的危险情况，郑振铎也先后经历多次，如两天前的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九时，赴校办公。箴打电话来，说，有来历不明者来寻我。只好不回家吃午饭。”“校”即暨南大学，“箴”即郑夫人高君箴。郑源认为，郑振铎的斗争经验足，警惕性高，1939年的日记之所以有一部分记于日记本上，有一部分记于日历散页背后，很有可能日记本就是他在外的藏身之处所用的。
日记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记录买书。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郑振铎在上海为国家抢救和保护了大量民族文献。从日记中可以看出，1939年时，郑振铎还是以个人之力收购，但下半年起，市面上的书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买不起。为了解决买书款，郑振铎辗转腾挪，想尽办法。他把自己的一些旧书卖给北平图书馆变现，尽管所得不多，却感叹道“归之公家，还可以见到”。很多时候，他不得不与朋友一起完成购买，借助更广泛的力量保护中华古籍善本。11月15日日记中，他提及“请菊生（张元济）、柏丞（何炳松）、秉坚、风举（张凤举）商购书事”。
郑振铎买书耗尽家财，甚至数次发生家庭矛盾，感慨“做一庸碌之人，一定幸福得多”，但到了第二天，他依旧一头热地去买“失之不可复得”之书。1940年开始，他与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在上海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共抢救近五万册私藏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