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淑玲（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唐代，从中原走向边域的诗人很多。其中有从军、入幕、出使的文人，如骆宾王、苏味道、王维、高适、岑参等，还有一批贬谪、边游的文人，如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王之涣、李白等。他们用生花妙笔记录了人生和心路历程，为后人留下了生动的诗歌。
《追随唐人走天涯：驿路唐诗边域书写研究》一书，便是以驿路诗歌为突破点，研究唐代驿路诗歌在边域书写内容、方式、审美等方面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其意义和价值。书中将唐代边域书写的审美特征总结为“风物描写的磅礴雄浑之美”“书剑精神的阳刚劲健之美”“生命感受的悲壮苍凉之美”“逐臣内心的哀婉感伤之美”四种类型。
何为“书剑精神”？古代士人素来尊崇两物：书与剑。书，是博学、进取精神的代表。剑，被誉为“百兵之君”，有事功、尊贵、勇毅等多重意涵。除了读书获取功名，“按剑从沙漠，歌谣满帝京”，也是唐代士人的理想。书剑精神的实质，是积极进取、刚强勇毅，敢于承担责任。期待人生文武双成，反映在诗坛，则体现在“书”与“剑”并重。唐诗的边域书写也不例外，其“书剑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唐代诗人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热情很高。在走向边域建功立业的路途上，唐人写下了或鼓励自己或鼓励友人的诗歌。
以诗励志的，有骆宾王的“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霍勋”（《宿温城望军营》），以班超、霍去病为师，表达希望建一番伟业的决心。高适的“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塞上》），目标则更为具体，此外，他也表达了“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塞下曲》）的愿望。岑参既高歌“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送人赴安西》）的忠义，也并不忌讳“功名祗向马上取”（《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的追求。在他们这里，报国和追求个人功业并不矛盾。在他们的诗歌里，充溢着保家卫国的热情，也昂扬着建功立业的愿望。
以诗励友的诗歌也很多，如陈子昂写下“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送魏大从军》）赠魏大，鼓励他建立堪比窦宪勒名燕然山的功业；孟浩然虽慨叹陈七“君负鸿鹄志，蹉跎书剑年”，更鼓励他“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送陈七赴西军》）；王维鼓励刘司直“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送刘司直赴安西》）。这些诗句满怀豪情，在鼓励他人勇往直前的同时，也隐含着诗作者对戍边的态度，展现出唐代文人豪迈奔放的独特气质。
遥远的边域，没有中原腹地的繁华，没有承欢膝下，有的只是爬冰卧雪、风餐露宿、金戈铁马甚至生死鏖战，其中的艰难困苦，常人难以想象。走向边域的唐人写下诗歌，鼓励人们勇敢面对，淬炼出忠勇、侠义的人格。
在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一诗中，刘单放弃了文章事业，“中岁学兵符”，参佐幕府，明知安西“赤亭多飘风”“地上多髑髅”，还是以慷慨激昂的姿态西行，锻炼出“其锋利如霜”的本领。韦应物《赠孙征赴云中》里的孙征，是一位“百战曾夸陇上儿”的勇士，面对“寒风动地气苍芒”的严酷环境，勇毅前行，“敲石军中传夜火，斧冰河畔汲朝浆”，将剑锋直指阴山之外。李希仲《蓟北行二首》明知打仗就是“辛苦羽林儿，从戎榆关道”，还是豪迈地表示“当须徇忠义，身死报国恩”。这种摒弃了风花雪月，代之以疾风大雪的生活，在唐代驿路边域诗歌里俯拾即是。在诗人笔下，艰难困苦并没有导致远行者情绪低沉，反而让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战马雪中宿，探人冰上行”（张籍《征西将》）的生活中，视艰难困苦为人生中的砥砺。
尽管边域的风不再轻柔、草不再微弱、雪不再轻盈，但正是这种凛冽，成为人才施展本领的沙场。诗人们将严酷的自然作为边域生活的底色，尽情歌颂。典型作品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奇姿杰出，而风骨浑劲”。除了岑参之外，很多驿路诗也笔力劲健，如“雪中凌天山，冰上渡交河”（陶翰《燕歌行》）、“雁行缘古塞，马鬣起长风”（皇甫冉《送王相公之幽州》）、“塞草连天暮，边风动地愁”（张继《奉送王相公赴幽州》）等。
走向边域的唐人，深知边域环境艰苦、生命脆弱，但他们胸中有书剑精神，就不会悲戚，而是在诗歌中写下生命的豪迈与洒脱。
沙场征战，常常是“战士军前半死生”（高适《燕歌行》）。战争如此危险和残酷，生命既脆弱又渺。呤墙坎豢赏菩兜脑鹑。面对生死无常，边关将士没有逃避，也不肯示弱，而是清醒又洒脱：“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醉卧沙场”并非“醉”，而是面对死亡时的洒脱，也是向死而生、豁达无畏的境界。边域书写中，这类诗句还有很多，如王建笔下的故人，遇到敌情就“走马登寒垄，驱羊入废城”，战罢便“羌笳三两曲，人醉海西营”（《塞上逢故人》）；贯休诗中的征人，明知“相逢惟死斗，岂易得生还”，但依然“纵宴参胡乐，收兵过雪山”（《古出塞曲》）。这些诗句豪情歌唱操刀舞剑，大笔勾勒喝酒吃肉，刻画出边关将士的粗犷豪放、率意洒脱，也反映出他们珍惜当下、快意人生的态度。
边疆苦战，常不能生还，但唐人依然能毫不犹豫地走向边疆。其中，除了府兵制度的要求外，也有唐人对人生价值的抉择。他们是大唐男儿，“男儿本自重横行”（高适《燕歌行》），就应该有一种闯荡精神；他们深刻理解走向边庭可能会牺牲，便高唱“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在他们看来，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亡没有价值，所以他们才能意气风发、毫无畏惧，在保家卫国时笑对牺牲，在超越生死的路途上传达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
仗剑赴边关的唐人，虽然能不顾性命，但也有人之常情。他们也会思恋家乡，也有君恩之盼。当这些常人之思被漠视、被忽略时，他们也难免会有牢骚和幽叹。
戍边将士将青春岁月甚至生命交付给风沙与战火，理应获得尊重与关切，但唐代戍边士卒却容易被忽视。王之涣那句著名的“春风不度玉门关”，笔者以为，隐含着帝王之恩泽也“不度玉门关”之意，而“羌笛何须怨杨柳”，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怨”亦无用。这样的诗句，在驿路唐诗的边域书写中也不难寻，如“古戍烟尘满，边庭人事空”（骆宾王《边夜有怀》）、“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李益《度破讷沙二首》）、“目断望君门，君门苦寥廓”等（于濆《边游录戍卒言》），无不揭示着统治者对征人的冷漠。“归来若得长条赠，不惮风霜与苦辛”（卢肇《杨柳枝》），其实，只要满足这微小的期望，他们就会无怨无悔地奔赴边关，只是，他们的愿望常年被抛荒置野。积累了无数的盼望与失望，诗中有抱怨，也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
杜甫曾写过，“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故乡，是中国人深入骨髓的血脉印痕，而走向边域，往往是久戍不归、死生未卜。因此，驿路边域诗歌往往也萦绕着思乡恋家的柔情。“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在《晚度天山有怀京邑》一诗中，骆宾王这样表达其归乡的热望；“万里发辽阳，处处问家乡”，王建《远征归》里已在归乡途中的士卒，思乡竟如此热切；李益在夜上受降城时，听闻笛声，写下“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的诗句（《夜上受降城闻笛》）。在思乡的情绪里，唐人的生命价值如此矛盾，他们要勇担责任，但更渴盼亲情的慰藉，他们想建功立业，却又感慨身埋黄土，这是血肉之躯面对残酷战争的真实心声。
要之，唐人忘不了书，更忘不了剑，以至于他们赞美人的成功时常以书剑为喻，如“平生闻高义，书剑百夫雄”（陈子昂《送别出塞》），“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杜甫《重经昭陵》），“荒陂古堞欲千年，名振图书剑在泉”（窦巩《经窦车骑故城》）。他们伤感人的失落，也以书剑作比，如“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孟浩然《自洛之越》），“糟浆闻渐足，书剑讶无成”（元稹《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久别羁孤成潦倒，回看书剑更苍黄”（罗邺《冬夕江上言事五首》）。在以书剑作比人生的文化氛围里，唐诗边域书写也仗剑高歌、豪情壮志，将书剑精神发挥到了极致。面对苍茫的路途、狞厉的自然、陌生的环境，唐人始终充溢着功业理想，无畏无惧，向死而生。在生命随时会失去的悲哀里、在远离乡土和亲人的孤独中、在被遗忘甚至被抛弃的处境中，仍然坚强地走向杀敌的方向，让后世读者如我，感受到了跨越时空的悲壮之美。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13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