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华盛顿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表现再次突显了中美关系的复杂一面。中美之间的矛盾与摩擦究竟是结构性的还是战术性的？两国互视的眼光是否发生了变化？本报约请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就此展开对话。视角各异，看法也不尽相同，有一点却是共识：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互信则进，猜忌则退。
警惕误判与偏执冲击中美关系大局
对话者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赵可金(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侃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兼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沈大伟(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亚洲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夏伟(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
加藤千洋(日本同志社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对话比对抗好
杨洁勉：看待中美矛盾与摩擦，首先需识别其性质，重视两国的结构性差异和原则性分歧，区分具体和战术性问题，重在增加双方战略共识和利益交汇点。其次，要识别源头和发展方向。如有些经贸摩擦源于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将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加强而缓解。第三，应对中美具体矛盾与摩擦还要化整为零，分步解决。最后，还要防止某些突发事件的长期化，当前要特别警惕美国在黄海和南海问题上的具体部署发展成中美战略性对抗。
沈大伟：美中关系就是这样一种混合体，深度合作与相互依赖伴随偶然的紧张与摩擦。因而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军事还是经济层面，两国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冲突。
当然，两国在许多领域有经常性的分歧，但都不足以演变为真正的冲突。考虑到美中关系的复杂性，两国迥异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和国家安全关切，双边关系偶尔经历一些紧张，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自2009年11月以来，两国摩擦似乎在数量、频率和强度上都在增多增强。坦率地讲，我对此很担心，但并不认为双边关系会走向破裂，因为这是两国都无法承受的损失。
赵可金：从性质上来说，中美关系中的矛盾和摩擦决非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而是中美关系向深层发展后必然遇到的非结构性矛盾。具体来说，包括三类矛盾：
一是互动性矛盾。此类矛盾是中美关系交往产生的矛盾，交往必定产生矛盾，比如贸易摩擦、汇率争端等都属于此类矛盾，随着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交往的深入，此类矛盾将引发摩擦常态化的特征。
二是分配性矛盾。这是来自于对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与责任分配预期差异而产生的矛盾，比如朝核问题、伊核问题、东亚区域合作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受制于国力和能力的限制，双方对彼此的国际权利和国际责任有着不同的分配预期，产生分歧和摩擦是难免的。
三是认知性矛盾。此类矛盾来自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分歧，比如互联网自由问题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此种分歧并非是零和博弈，而是存在共同利益，这些矛盾完全可以通过积极的对话和协商得以解决。
李侃如：我对这些矛盾与摩擦不感到惊奇。这恰恰反映出美中关系非常重要，领域非常广阔，也是一种很现实的关系。中国的崛起势必引起各大国间关系的变化与调整。在这一过程中，美中关系出现紧张或某种程度的不稳定是正常的，尤其是在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美国没有应对中国崛起的经历和经验，中国也没有同样的经历和经验，而美中两国又有着各自的全球问题日程表。双方应想办法应对新的形势，相互承认对方的重要性，以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利益。美中应就双方关系长期战略进行讨论。
袁鹏：从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看，“起伏不定，波折不断”几乎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规律或发展轨迹。这是由两国关系的基本属性决定的，两个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且存在结构性矛盾的国家，要想将双边关系往前推进，只能在推进过程中面对矛盾与摩擦然后逐一化解。
中美关系正是在化解矛盾与摩擦过程中实现“螺旋式上升”的。摩擦增多表明中美关系已然成为利益高度交织、利害高度相关的双边关系。
而且，国际社会往往将中美博弈与“大国权势转移”、国际体系变迁等联系在一起，夸大了中美较量的深刻性和危险性。如果加上西方媒体连番炒作与缺乏有效沟通造成战略误判，致使矛盾与摩擦不仅未能及时有效控制，反而愈演愈烈，这是相当危险的。
加藤千洋：中美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今后也不会消失。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协调和牵制”的两面性。可是，中美双方都不希望因为个别摩擦导致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破损。因此，如果存在解决个别摩擦的协商渠道，日本作为邻国就不担心。至于协商渠道是否存在，是否发挥作用，我的答案基本肯定。我注意到中美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正在发挥作用，而且比日美对话内容充实。但是，从中长期而言，美国把中国看作将挑战自己的唯一的“候补潜在超级大国”，尤其在军事和安全保障方面予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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